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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柏林皇家瓷器,它是日用器皿,经久耐用,同时,它也是文化的载体。自汉唐以来的陆上丝绸之路行商不断,明代嘉靖以后海上丝绸之路日渐繁荣,作为这两条贸易通道上的重要商品,中国陶瓷见证了中外交流的繁荣历史。 近日,由历史学家阎崇年撰写的《御窑千年》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一部有关陶瓷的文化史,在阎崇年眼中,“制造瓷器这个伟大的行业,必有伟大英雄,必有惊世精品,必有动人故事”。
看瓷 用历史的眼光 ■瓷器既然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自然是应当研究的 ■瓷学的研究,就应该视野更加开阔,广泛进行学术交流 读书周刊:您是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清史、满学,很多人看到《御窑千年》后,都会诧异您为何“跨界”研究起了瓷器。 阎崇年:说“跨界”的朋友,一方面对我是关心的,我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则是对“历史学”还不够了解。 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人、事和物。人和事大家都了解,但对于物比较陌生,其实衣、食、住、行、车、马、船、轿等,都是历史学研究的内容。还有用,就是用品,如餐具、器物、桌椅、钟鼎、书籍、瓷器等。其中就有瓷器,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一项伟大创造,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一项重大贡献。“瓷器”在英文里叫china,“中国”在英文里也叫China,是同一个词。这些都是历史,所以我研究瓷器,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并没有“跨界”。 还有,过去一段时期,历史学研究的内容有点偏窄,主要为五个方面,被称作“五朵金花”――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毫无疑问,这五大历史问题都是重要的,也都是历史学应该研究的,但如果历史学仅局限于上述五个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偏窄了一些。 瓷器既然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自然是应当研究的。因为受了过去历史学研究内容过窄的影响,所以产生了历史学者研究瓷器文化是不是“跨界”了的问题。 又有,历史学者与陶瓷学者虽然都在研究瓷器,但着眼点、着重点、研究方法都不同,比如瓷器的种类、工艺、器型、特点、色釉等属于陶瓷专家研究的范围,而器物演变的历史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则是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围。元青花瓷器,为什么出现在元代?为什么是青花白地?为什么能运往中亚、西亚?这些与成吉思汗、四大汗国、蒙古文化等的关系,都属于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历史学者自然是应当加以回答的。 读书周刊:那么,对于“元青花瓷器,为什么出现在元代”这样的问题,您作为历史学家会怎么回答? 阎崇年:明朝、清朝和民国的中国学者,都不知道有元青花瓷器的存在,见了元青花瓷器,或者说是明朝永乐、宣德的,或者说是清朝顺治、康熙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 第一个考证两件瓷瓶是元青花瓷器,俗称“大维德瓶”的,是英国学者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他于1929年初,在英国《老家具:家居装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是《明代以前的青花瓷器:一对写有日期的元代瓷瓶》。这篇文章7页,翻译成汉字约5000字。这是在国际陶瓷学界,第一次报告有元代青花瓷器的存在,这对于陶瓷发展史的研究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第一个考证元青花瓷为一类瓷器的是美国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他继霍布森之后,在国际陶瓷学界,第一次证明元青花瓷器并非孤例,而是一大类瓷器。1950年,波普远赴伊朗德黑兰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始了元青花瓷研究的新发现之旅。波普先到伊朗国家博物馆考察。据伊朗文献记载,公元1611年国王阿巴斯?萨菲,将宫廷珍藏的1162件中国陶瓷,献给阿德比尔清真寺。这批中国瓷器后来大部分由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 这两件事对我是一个启发,瓷学的研究,就应该视野更加开阔,广泛进行学术交流。 读书周刊:所以,您是以历史研究的方式来探寻瓷器文化的足迹? 阎崇年:我是在以往历史知识积累的基础上,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宫廷档案、拜读学术论文、考察窑址遗迹、参观博物馆藏品和了解烧造瓷器工艺的基础上,先做学生,后做讲说、再出书的。 当然,研究中也碰到了很多问题。《御窑千年》中讲述的瓷器,首先是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江西高安博物馆等院馆所藏的、传承有序的典型瓷器,还有重要考古出土的瓷器。说到考古出土瓷器,如江西高安出土元代窖藏,共有23件元青花瓷器,其中有6件元青花梅瓶,都带盖,且分别写有汉字“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再次证明元青花瓷器是中国烧造的。 我在上述博物馆里,多次观看瓷器。其中一次是19Meissen92年,我作为中国大陆第一批社会科学工作者赴台北出席“海峡两岸清史档案学术研讨会”。会间,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背后山洞的文物库房里,看了文物南迁时用铁皮大箱子珍藏的瓷器。每件瓷器,都用丝绵填充,用绸缎包裹;再用丝绸包着,再用绸缎包裹;如此一层一层,而每件包裹瓷器之间,再用丝绵塞隔……一只大箱,装不了几件瓷器。文物南迁,公路水路,辗转搬运,还有日机轰炸,由于文物押运人员非常爱国负责,竟然一件无损。 光有书本知识还不够,我还亲自参加烧造瓷器实践。一件瓷器烧造完成,需要七十二道工艺。每道工艺,我都或参观考察,或亲手操作,如烧窑点火,熄火开窑,多次到现场,自己动手操作。这些对于我这样一个整天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人,实在是个大收获。 品瓷 从时代的印记中 ■通过瓷器去学习和感悟中国历史,可以感触到更加亲切、更加温暖的历史 ■因为瓷器成为海上运输的重要货物,“丝绸之路”又被称作“瓷器之路” 读书周刊:对于中国人而言,瓷器并不陌生,但大部分人可能并不了解它的历史。了解瓷器的历史,有什么用? 阎崇年:这个问题,要分开来说。 第一,瓷器对于过去的中国人来说,还是陌生的。比如,打开《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分门别类,着作繁多。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统计,采入书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其中茶学着作收录了八部,但关于御窑和陶瓷的着作,居然阙录,一卷没有。 第二,瓷器伴随中国历史走过了一两千年,从茶器、酒器、水器、餐具,到礼器、文房、雅玩等等,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瓷器折射出时代的风貌,镌刻着时代的印记。因此,通过瓷器去学习和感悟中国历史,可以感触到更加亲切、更加温暖的历史。 加强瓷器的学术研究和知识普及,可以提高文化自信心,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和艺术修养。 读书周刊:您在书中提到的“瓷器之路”,和现在的“一带一路”基本重合。中国古代贸易中,中国的瓷器,与丝绸和茶叶一起,通过陆海两条通路走向世界。千年以来,瓷器如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阎崇年:早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丝绸、茶叶、瓷器或作为商品,或作为礼品,到了外国,受到那里的王公贵族、部落酋长、富商大贾、宗教首领等的珍爱。 到了宋代,海上贸易大为发达。这时的瓷器,曾成船出口。因为瓷器成为海上运输的重要货物,“丝绸之路”又被称作“瓷器之路”。这有水下考古史实可以作证。以“南海一号”为例,1987年在广东省阳江市东南约20海里上下川岛海域,在古代海上瓷器之路航线上,发现南宋初的一艘沉船,位于海面下27米深处,被2米多厚泥沙覆盖。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船长30.4米,宽9.8米,高约4米,载重近800吨。经过数年保护整理,船内计有南宋瓷器30余种、6万余件。这些沉没海底800余年的瓷器,大多完好,品相如新,许多可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瓷器,主要有江西景德镇青白瓷、浙江慈溪和龙泉青瓷、福建德化白瓷等。这艘“南海一号”是世界航海史上迄今发现的沉船之中,年代最早、船体最长、保存最好、文物最多的远洋贸易商船,堪称“海上瓷器之路”的一颗珍珠,是南宋“海上瓷器之路”的一个重要历史证据。 到了元代,海上陆上,交通运输,更加发展。在陆路,驿站交通,遍及中国,横贯欧亚。在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城(阿力麻里),出土的元青花凤首壶、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蒙古包、甘肃武威出土的元青花高足碗、内蒙古黑水城出土的元青花碎片、内蒙古集宁古城出土的元釉里红玉壶春瓶、西安出土的元青花人物图?F等,丰富多彩,价值非凡。在海路,今宁波、泉州、广州、钦州等是中国“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港口。 到了明代,从郑和下西洋开始,瓷器大量对外出口。如有书记载,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人袭击葡萄牙商船,得到中国瓷器约60吨。后运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法王亨利四世买了一套餐具。据《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记载,运往荷兰的瓷器,万历四十年(1612年)有38641件,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有69057件,两次共107698件,数量之大,实在惊人! 思瓷 在不断的创新中 ■中国人需要:既重道、又重术,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中轴线,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就是不断创新 读书周刊:如今,也有很多其他有关描写、阐释瓷器的着作,《御窑千年》与这些着作有什么区别?这本书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阎崇年:我的《御窑千年》被读者称作是“简明中国瓷器文化史”。我是以历史学的观点和方法论,来思考、研究、撰述近千年御窑瓷器历史的。 它既是书稿,又是讲稿,力求言出有据,所举瓷器有本,同时以文化为主线,尽量通俗易懂。从作者的角度来说,要努力追求“四个明白”:一要“学明白”,就是自己要把讲的内容弄明白,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二要“写明白”,自己心里明白,不一定能用文字表述明白,所以文字要尽量写明白;三要“讲明白”,写明白不一定能讲明白,要力求讲得雅俗共赏,事理圆融;四要“听明白”,就是自己觉得讲明白了,但观众、听众往往没有看明白、听明白。作者应当细心体察,用心琢磨。 读书周刊:您在书中提到,在帝制时代,建筑、舟车、武备、器物等主要制造者是工匠。《说文解字》 说工匠:“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匠,木工也。从匚、斤、斤,所以作器也。”工匠是既重规矩、又巧成器物的人。良工巧匠,尤为难得。瓷器由能工巧匠打造,是否也说明了中国是有工匠精神的? 阎崇年:御窑瓷器是工匠和民间的、宫廷的艺术家共同烧造的。我在《御窑千年》中说过:“重道轻器,厚理薄技,是中华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一个弊憾。为什么中国近世落后挨打,割地赔款,备受欺凌?原因之一,就是重道轻器,厚理薄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需要:既重道又重术,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从本质讲,瓷器是工匠烧造出来的。景德镇有句民谣:“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能工巧匠,烧造成当时世界第一流的精美瓷器,不仅创造了历史,也为中国文明增添了光华。 工匠精神,人人可学。清朝雍正、乾隆时期的唐英,被从内务府派到景德镇御窑厂,先任协理督陶,后任督陶官。他以内务府员外郎的官职,在47岁那年,到了景德镇御窑厂。“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就是说:唐英闭门谢客,不应酬、不唱和、不访客、不出游;放下架子,与工匠同吃饭、同劳作、同聊天、同休息;钻研业务,学窑务、学管理、学技术、学瓷艺;最后成为内行,会制胎、会釉料、会彩画、会窑火。唐英在窑务二十余年间,主持烧造上百万件瓷器,工艺精美,难度极大,创造了中国瓷器史上一座高峰、御窑史上一个辉煌。 读书周刊:品味官窑瓷器,可以看到工匠精神的传承,透视器物背后的兴与废、了解御窑生产的进与退。 阎崇年:我觉得应当从千年御窑历史中,学习和体会创新精神。我们身处一个新时代,处于经济、文化、科技领先的新时代。就瓷器的烧造而言,从唐代的秘色瓷,发展到宋代通常说的五大名窑――汝、哥、官、钧、定,实际上还有福建的德化窑、建窑,陕西的耀州窑,江西的景德镇窑等,都对陶瓷历史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后,元代青花瓷,明代斗彩、五彩,清代珐琅彩、粉彩等,一直在发展,不断在创新。所以,我在书中强调:“御窑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中轴线,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就是不断创新。创新,既是御窑之魂,也是瓷器之魂。”正如《大学》开宗明义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由此,御窑千年的历史文化,在精美瓷器的背后,隐藏着的精华是“新”。相遇是美的开始,瓷器产业网与您一起品瓷赏画、识人知物。欢迎关注“中国瓷器产业网”网址:http://cqcyw.9911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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