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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瓷器行有句俗语：“明看成化、清看雍正。”这两个朝代的瓷器看的是什么？又有什么共同点呢？让我们先看两组馆藏的图片吧。
大英博物馆藏 明成化青花百合纹宫碗
天津博物馆藏 清雍正青花八宝纹高足杯
第一组是杯碗类对比，行话叫“趴件”。这两件瓷器都表现出几个明显特征：胎体盈薄，青花发色淡雅，纹饰纤细秀美，不像其他时期的瓷器厚重沉稳，表现出一股独立的、傲视群雄的高贵华丽。
天津博物馆藏 明成化青花僧人像
天津博物馆藏 清雍正青花双龙戏珠纹蒜头瓶
第二组是造像和瓶类对比，行话称“立件”。而这组立件对比我们发现，无论是造像还是瓶子，造型均挺拔而俊秀，线条适度，多一分则浮夸，少一分则呆滞，有四两拨千斤的感觉。
这两个时期的瓷器凭借高超的制瓷工艺水平，以及对美的理解和把握，在明清时期占据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今天想说的是，在明朝不仅成化时期的瓷器让人垂涎，而其他两个时期同样重要。它们便是宣德和嘉靖时期。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任何事情都有兴有衰，瓷器也不例外。成化时期的制瓷高峰，在明朝不是空穴来风。有了宣德时期的沉淀才得以爆发，而到了嘉靖之后才日趋衰落。
宣德是明朝第五位领导人朱瞻基的年号，一共十年（1426年到1435年）。这个十年是关键的十年，十年之前有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苏麻离青进口钴料做积淀。加之与西域地区的高度文化融合，创烧了不少精品流传至今。而十年之后，制瓷技艺娴熟，国库充裕，万事俱备，自然也成就了成化皇帝高度的艺术追求。
西藏萨迦寺藏 明宣德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碗
这只碗的意义重大，它不仅是继承了元代景德镇红绿彩的制瓷工艺道尔顿，并将其发展成为新的瓷器品种即“五彩”。五彩并不是只有五种颜色。而是以黄、蓝、绿、红、赭为主的五种基调，或多或少泛称“五彩”。而明代没有烧制出低温釉上蓝彩，故而用高温釉下青花代替。所以宣德的五彩可以说是成化斗彩的前身，所以声名显赫的成化斗彩的问世，要归功于宣德五彩。
而宣德时期的另一个瓷器名品便是高温铜红釉。宣德的红釉不像永乐时期的鲜红亮丽，但却红如宝石，素有“宝石红”的美誉。又如初凝的牛血一般，故而又称为“牛血红”。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宣德红釉碗
宣德之后，有明一朝再无牛血红问世。直到康熙时才由督陶官郎廷极仿烧成功！被后人称为“郎窑红”。
宣德时期不仅彩瓷和颜色釉烧造一流，最主流的还要说青花瓷。郑和下西洋从西域带回了大量的进口青花钴料，即“苏麻离青”。这种钴料含铁量高，含锰量极低，所烧之器青花晕散，有成片的黑褐色铁质斑点，即“铁锈斑”。
而郑和七次下西洋有六次都在永乐，所以永乐时期的青花瓷器这个现象更为明显。在宣德时期一来为了节省用料，二来开始尝试改变这个晕散的弊病，适量加入了国产钴料拼配使用，这有点像老普洱茶的拼配工艺，扬长避短达到最佳效果，所以宣德的青花瓷更深沉稳重。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宣德青花龙纹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宣德青花龙纹僧帽壶
所以说，如果把成化时期的瓷器比喻成亭亭玉立的少女，那么宣德时期的瓷器就像中年男子一样稳健，坐镇明代御窑厂的最重要的位置。
而嘉靖时期的瓷器我们也不应忽视。看过了宣德的沉稳，也体会了成化的秀美，嘉靖时期的瓷器一反常态，居然反其道而行之，使用含锰高而含铁低的进口回青钴料。这种进口料价格昂贵，可与黄金媲美，所以烧空了本不富裕的国库。不光是昂贵，青花发色也极难掌控，容易挥发。所以不得已要配合国产石子青钴料一起使用，烧成了独特的青中泛紫的青花色调，使青花瓷增添了光鲜亮丽的色彩。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嘉靖青花龙纹盖罐
故宫博物院藏 明嘉靖青花缠枝花纹玉壶春瓶
嘉靖时期的青花瓷虽没有宣德时期的大气磅礴，也缺少成化时期的柔美优雅，只能悄悄的躲在一旁，矗立在不起眼的角落。可那种深邃凝重的蓝紫，你只要看上一眼就不会忘记，总想不时的悄悄瞄上几眼。这种刚柔并济的美最容易被人忽略，却是至高无上的中和之美。
纵观明朝瓷器的跌宕起伏，至少经历了重要的三部曲才完成了它的使命。为清代瓷器的再度辉宁芬堡煌创造了先决条件。以至于康熙盛世，官、民两窑瓷器上仍然大量书写了这三朝的寄托款识。我想这是古人寄托了一份尊重，也寄托了对这三朝瓷器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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