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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来自网络，与本文内容无关，侵删）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中国与欧洲的距离被极大地拉近，从前需要在东南亚、南亚、阿拉伯诸国进行转运的中国瓷器，如今与欧洲有了更直接的联系通道。然与此同时，中国的明朝却趋于封闭，除“朝贡贸易”外，中国有意地控制了对外贸易的规模。中西方不同的政策取向，似乎已经预示了后来中西方国力的易位，在此期间中国的陶瓷出口和西方的定制，成为中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试图从主要陶瓷品种——青花瓷出口的角度出发，观察中西方文明的交流。
一、瓷器商路的打通
我们周知的是，青花瓷是元朝创制的一种全新陶瓷品种，然而青花瓷却并非完全生发于中国本土。13到15世纪中期，中国最重要的港口泉州聚集了大量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对中国古瓷颇有兴趣——他们把伊斯兰国家生产的钴蓝料介绍给景德镇的工匠，并向他们大量订购青花瓷。这些商人为中国瓷器提供新的装饰材料的同时，还为青花瓷这一新的瓷器品种提供了广阔的市场[1]。
陆上丝绸之路流通，西抵欧洲；但由于瓷器并不适合陆路运输，所以通过陆路进行的瓷器转运完全不能满足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瓷器在欧洲保有量极少，只在皇室、贵族家庭中使用。由于其价格昂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用瓷器成为身份的象征，被欧洲人视为珍宝，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在达·伽马启航前甚至特意嘱托：“一定要带回中国的瓷器。[2]”。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地理大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境况。如，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后终于到达印度南部商港卡利卡特，这意味着他只需穿过马六甲海峡就可以进入中国南海，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由考古发现看来，在欧洲人发现直达中国的海上商路之前，中欧的海上贸易一直依赖于印度、阿拉伯等西洋名瓷地商人的转口，甚至于转运环节过多致使最终买家并不知悉货物原产地而误记[3]。
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住权，自此，欧洲人终于可以直接从中国取得他们梦寐以求的青花瓷器。
二、瓷器流入对欧洲思想界的影响
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瓷器的输入强化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国家盛行读书，讲究礼教人伦，让中国成为欧洲向前发展可以参照的一个先进标杆，瓷器也成为文艺复兴中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象征[4]。16世纪开始，青花瓷通过新航路大量输入欧洲，装饰者美丽花草图案和木刻版画中戏曲故事的青花瓷，使欧洲人对中国这一遥远的国度有了更直观的认知。文艺复兴时，瓷器的大量输入恰好使原来集中于贵族、皇室的瓷器下沉到平民家庭。17世纪中期，西班牙、葡萄牙的平民家庭也开始使用大量的青花瓷器。这种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转变，恰恰呼应了文艺复兴对“个性解放”“现世幸福”的追求，是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所以欧洲人说，青花瓷是中国送给欧洲文艺复兴最好的礼物。
三、瓷器贸易的中国视角
自唐代以来，海路瓷器贸易兴盛，至宋、元达到高峰，泉州等港口的民间海商在南亚、东南亚等地确立了许多转运港口。而明朝以来，朱元璋力图削弱民间出海贸易规模，以“朝贡体系”取而代之。至“郑和下西洋”，宋、元以来民间海商在印度洋建立的贸易网络已基本被朝贡贸易网络所取代，郑和下西洋一结束，明朝在印度洋的三个官厂以及中国官方垄断的国际贸易网便顷刻瓦解。明朝海禁的恶果令人始料不及[5]。宋元时代远销埃及、威尼斯的龙泉窑青瓷，由于找不到销路而在明代中期被迫停产。深受伊斯兰世界喜爱的景德镇青花瓷亦外销无门，在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进入了漫长的黑暗时代, 古陶瓷学家称为“空白期”[6]。而后来嘉庆年间有条件放开海禁，瓷器贸易才有所恢复。
虽然明清中国有政策限制，但依然难以阻挡狂热的欧洲商人。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利用海上优势成为中国瓷器出口的最大贸易主体，而16世纪晚期，其他国家的投资人也陆续在亚洲开拓市场，其中荷兰和英国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规模上都更为深入。17世纪初，英、荷分别组织起两家东印度公司作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代言人，它们很快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称为中国瓷器最大的采买商。另外，英、荷不仅向欧洲运送瓷器，也大量运往东南亚诸国，荷兰东印度公司还为东南亚市场向中国大量定制瓷器。
其实在16-18世纪期间，由于欧洲大量的需求，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定制瓷阶段。景德镇的工匠应付来自伊斯兰国家的订货时积累了丰富的绘制新图案的经验，到此时派上了用场。欧洲贵族的订制餐具上的家族图章、欧洲各行业行会的纹章瓷，以及各种罗马神话、圣经故事、时事等[7]。面对这些有特殊要求的瓷器，景德镇工匠的绘画能力得到了大幅提高，也为此后在瓷胎绘画时吸收西方技巧、创制新的瓷器风格打下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看到了文明交流的往复过程。来自中国、经阿拉伯人传入的欧洲的印刷术在15世纪中期兴盛起来，许多图谱由此印制出来。而17世纪后期，欧洲的探险家将这些图谱送回中国，作为订制瓷器的参考。而瓷工们描绘在瓷器上的这些纹饰，以瓷器的全球性销售为载体，被使用瓷器的地区所学习。以瓷器串联的全球文化流动圈初具雏形，来自世界各个不同文化区的图案、符号也进入了全球交换流动时代。
另外，我们不能忽视，正是欧洲瓷器大量订货，直接促使景德镇成为专门的手工业市镇，并由于生产效率的要求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生产方式，这为封闭而自给自足的中国自然经济增添了近代化的因素。这是欧洲市场对中国手工业极为明显的驱动。与此同时，由于明朝海外贸易的顺差，大量白银涌入中国，促使白银的货币化。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在此不做赘述，但我们绝对不能忽视，欧洲对瓷器的巨量需求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
四、与瓷器直接相关的饮食文化变化
瓷器作为生活用具如茶具、餐具等流入欧洲，对欧洲传统的饮食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就是欧洲茶文化。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最重要的物产还是茶叶，当时的茶叶在欧洲是一种时尚的饮料，欧洲人几乎对茶着迷。由于对茶叶的入迷，其对与茶叶相匹配的陶瓷茶具也大感兴趣。
17世纪中叶，荷属东印度公司在运送茶叶的同时也将宜兴茶壶运抵欧洲，为欧洲人所喜爱。欧洲银匠、陶匠模仿中国茶壶的造型设计制造出一些现在看来典型的欧洲茶壶器形。17世纪下半叶，随着茶叶的大量输入和饮茶习惯在欧洲的风靡，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都争相购买中国茶具。中国茶具的普及带动了中国饮茶方法，即中国茶艺传入欧洲，复杂的茶具包括茶叶罐、茶壶、茶杯、茶托、水壶等配上西方的银质茶匙等，既有中国文化色彩，又有欧洲的古典韵味。
在茶文化之外，景德镇瓷器输入对于欧洲的咖啡文化也有很大的影响。茶具与咖啡具常常组合使用，具有类似的盛装功能。咖啡具包括杯碟最要求呈现咖啡黝黑的色泽，而洁白的瓷器恰恰能完美地实现这一功能，因此，在17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的咖啡屋开始大量使用景德镇瓷器作为咖啡具，而这种场所本身也变得更加高雅、浪漫，强调欣赏和品味。这与瓷器的使用是分不开的。
从更广阔的社会视角下，欧洲人的饮食习惯也因瓷器的使用而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当时欧洲人使用的餐具多为竹木质、陶质，器形不统一，使用功能较差，难皇家阿尔伯特以衬托食物的色泽；并且质地松软，不易清洁，容易滋生细菌。瓷表面光滑，耐酸、耐碱、 耐高温，气孔率少、 吸水率低，密封性能好，病菌难以黏附和繁殖，和食物接触不起化学作用，而且容易擦洗，具备其他材料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非常适合盛装食品[8]。17世纪下半叶以后，在欧洲，瓷器普遍取代了竹木和陶质器具，保证了食物和餐具的卫生洁净，进化了人们的饮食习惯，使食品更加卫生、进食更加合理，是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原因[9]。
五、结语
可以说，中国瓷器在中西方文明交流过程中，扮演着载体和象征的角色，无论从考古发现还是文献记载来看，瓷器都是从唐至清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欧贸易的绝对大宗商品。瓷器的引入，不仅引起了欧洲社会生活习惯的改变，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文化的革新和社会阶层的变动。而对中国来说，巨大的陶瓷需求对手工业技艺、生产方式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国经济中近代化因素的生发，并且丰富了中国的陶瓷艺术的内容。虽然，随着欧洲的仿制和清朝的闭关锁国，我国瓷器出口发展受限，但自唐代以来、至明清达到巅峰的瓷器出口，仍然对中西方文明交流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也给欧洲、中国带来了一定的发展契机。在推进当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践中，我们仍需借鉴瓷器贸易所积累的经验，推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贸易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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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詹嘉. 15—18世纪景德镇陶瓷对欧洲饮食文化的影响[J]. 江西社会科学, 2013(1):11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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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梅村. 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交流——15～16世纪景德镇青花瓷外销调查之一[J]. 文物, 2010(3):84-96.
12.林梅村. 澳门开埠以前葡萄牙人的东方贸易——15～16世纪景德镇青花瓷外销调查之二[J]. 文物, 2011(12):61-71.
13.秦大树. 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3(5):32-49.
14.刘冬媚.陶瓷贸易:13至17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J].艺术品,2018(10):74-80.
[1]方李莉《丝绸之路上的中国瓷器贸易与世界文明再生产》，第8页，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7月第48卷第4期。[2]（美）罗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郑明萱译《青花瓷的故事：中国瓷的时代》，海南出版社，2015年5月[3]秦大树《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4]方李莉《丝绸之路上的中国瓷器贸易与世界文明再生产》，第9-10页，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7月第48卷第4期。[5]林梅村《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交流——15～16世纪景德镇青花瓷外销调查之一》，文物，2010年第3期。[6]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第69 页, 紫禁城出版社, 1993 年。[7]Bai,Qianshen: The Irony of Copying the Elit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Poetry,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on 17th-century Jingdezhen Porcelain.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1995:127.[8]中国硅酸盐协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9]詹嘉《15-18世纪景德镇陶瓷对欧洲饮食文化的影响》，第119-122页，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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